“虎王”的慈怀与浩气——沈锡纯德艺双馨故事辑录

（十八）赴京参加国庆笔会

李金明

       1979年5月的一天，沈家突然接到一封信。信封很大，下侧有几个鲜红的大字——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。沈锡纯打开一看，原来这是一封请柬。请柬的内容是：为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，恭请沈老到北京作画。后面还附着一张很详细的“注意事项”，写明陪同人员人数、差旅费报销、所需带的物品等。

　　这件事立即在家里和邻居中产生了极大影响。一个被批斗外迁的“中右”分子，受到了国家文化部的邀请，这本身就透着一股政治气息——党中央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，沈锡纯的政治地位发生了重大变化。沈锡纯根据请柬的要求，很快回复，表示愿意参加。随后全家一起商量谁陪沈锡纯去北京。最后决定由女儿沈妮娜陪同前往。

　　按照要求，他们从福州坐火车到了北京。父女二人出了北京站，老远就看见有文化部的人举着牌子来接他们。沈妮娜高兴地叫道：“有人接我们，写着爸爸的名字呢！”

　　汽车从天安门前面开过，五星红旗在广场上高高飘扬。沈锡纯望着窗外，百感交集。终究，从长涧洲那个小村到北京，无论是地理距离还是心的距离都太远了。

　　汽车直接开进了古老的颐和园。在一片古色古香的建筑物前，车速渐渐放慢，开进一座楼内，上有几个苍劲有力的字——“藻鉴堂”。  

　　这是一所庭院式的招待所，有很多房间。沈锡纯下车后，看到有些画家已经到了。工作人员带着他们父女进入房间，经简单介绍，沈锡纯得知，这些人中多是全国知名的画家，如刘海粟、吴作人、李可染、亚明、钱松嵒、关山月等，共23位。而他是福建省的唯一代表。

画家们是陆陆续续到的，中午吃饭时，大家都聚在一起见面。有些画家，沈锡纯早在三四十年代就认识的。在饭堂里，他首先见到了老师刘海粟。

　　刘海粟已经83岁了，虽然半个世纪不见，还依稀记得沈锡纯。两人见面后紧紧握手，这唤起了他们对上海新华艺专的回忆，激动得几乎就要流泪了。“文革”十年，知识分子的地位跌到了谷底，甚至一度被称为“臭老九”，沦落至当时社会的最底层。他们甚至连做人起码的尊严都没有，历尽摧残。现在形势有所好转，他们也得到了应有的尊重，可过去十年凄寒的岁月历历在目，让人不寒而栗。他们几度握紧了对方的手，因为用力过度，手都红了，可却浑然不觉。

　　沈锡纯一眼看到了钱松嵒。当年沈锡纯在上海编辑自己的画册时，曾与钱松嵒同住一个旅社，有过一段友谊。如今相见，分外亲切。吃完饭，沈锡纯去他的宿舍看望，两个人聊了很久。后来，他们还互相送画，留作纪念。

　　画家到齐后的第二天，在会议室召开了一个小型的欢迎会，参加会议的有国务院的领导及文化部的领导。谷牧副总理热情地跟大家说：“欢迎大家来北京！请大家来作画，主要是用于中央领导出访时，作为礼品赠送给其他国家领导人。另外，国家还要保留下来一些画作，交由人民大会堂、故宫博物院等主要场馆悬挂保存。”

　　沈锡纯在欢迎会上发言，表达了对党中央的感谢。他说，从武夷山回到福州后，看到了国家的大好形势，看到了民族的希望，表示完全有信心，一定为国家多创作优秀作品。

在那些日子里，这些国画大家每天就在自己屋子里作画。沈锡纯从家里带了几支毛笔和几枚印章，主管部门备了纸墨和颜料。每次作画前，沈锡纯都对调色盒里的颜料端详好长时间，然后开始专心作画。每天作完画后，国务院的工作人员就将画收走。因为大家都没有带照相机，所以画作都没有留下底稿。这就成了国家保留下来的“绝唱”。

　　这期间，他们被安排参观了天安门。沈锡纯在城楼上俯视宽阔的天安门广场和川流不息的人，感慨万千。这些经过“文化大革命”批斗的画家们，终于看到了希望。

　　十几天后，来了两辆大轿车，将二十多位画家请到了人民大会堂，分头到各个厅作画。沈锡纯被引领到了福建厅。绘画工具、其他用品已经准备好了。沈锡纯站定，一气呵成，画了一幅反映武夷山风情的山水画：背景是武夷山的高峰，后面又是一座山峰，下面有溪水和原野，还有白色的晨雾。整个画面，意境高远。他画完，一搁笔，围观的领导和工作人员齐声喝彩，掌声如潮。有的说真美，仿佛亲临其境；有的说武夷胜景可望可居亦可游。然而，他们怎么知道此时沈锡纯的心情呢？当了六载的武夷山翁，他已然将自己视为武夷山上的一员，今天虽然身在祖国的心脏——首都的人民大会堂，可心却是在武夷山上。画乃心迹的自然流露，此画又岂仅是笔下物，焉能不美？

　　此次在北京创作一个月，沈锡纯为国家留下了十几幅作品。这些作品一部分已经被国家领导人送给外国贵宾，还有少部分收藏在人民大会堂，悬挂展览。活动结束后，文化部的同志买好了火车票，送沈锡纯父女返回了福州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