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虎王”的慈怀与浩气——沈锡纯德艺双馨故事辑录

（十七）两封申诉信

李金明

       20世纪70年代初，是社会极其动荡的年代。由于受到林彪和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破坏，国家政治上斗争激烈，经济上濒临崩溃，社会矛盾激化。直到1976年10月，党中央一举粉碎“四人帮”，结束了十年动乱，才开始了政治上、思想上的拨乱反正。在这种背景下，沈锡纯多次上门或者写信申诉，请求解决自己政治待遇、工资等问题，都无果而返。

1974年1月底，沈锡纯给省革委会政治部文化组写信，要求落实政策。他写道：

　　我全家七口，家庭生活负担落在两个知识青年的孩子身上。其余五口属老弱者，尽管我们勤劳持家，生活依然困难。三儿沈柏达，勤出工。今年工分七千余分，占全生产队第一。可是工分值低，每个工分三分多（钱），加上二儿子沈柏岳的民师收入及全家的辅助劳动，年终还得欠小队口粮款百余元，增加贫下中农的不少负担。前几年初到农村，不懂家务，不善劳动，就不用讲了。此外我毫无家底，家具贫缺，人地生疏，病苦的费用困难更不用讲了。幸亏数年来当地党委、贫下中农对我们照顾，不然更不可思议的了。我们总不能年年叫社队来照顾，尤其孩子大了，都没解决个人问题，由于繁重的经济负担，对于子女的进步也是一个很大的拖累。作为父母的我，怎么能不时刻感到焦虑呢？我有为人民服务之特长，而且有一颗经受革命风暴冲刷，经过教育改造的红心，怎么能闲居在家里呢？

　　对于我这年过花甲的老艺人，今天在农村中继续参加体力劳动，的确是适应不了的。由于经济困难，有时连置用作画颜料纸张都成问题，更不用谈发挥特长了。其不能自食其力之衷实，深感沉重思想负担。为了解决家庭的生活出路，为了减轻孩子及贫下中农的负担，为了趁晚年健在的时光，将自己的艺术献身于祖国，我迫切要求领导上能考虑我的实际困难，从速调查落实，及时给予应有出路。

　　我要做毛泽东时代有志气的中国艺人，借此微表自己的心怀。

　　若干年来，每当我受到冲击、家庭生活波及困难之时，我毫无损坏党和人民的利益，毫无越轨行为。我深信毛主席、共产党的英明、伟大，深信无产阶级的政策一定会得到很好的落实，深信我的为人可以被党和人民理解。我的艺术可以用来为人民服务，可以在伟大祖国广阔天地里施展自己的志向和才能。所以我耐心地等待着，按照党的政策，积极地向党和政府反映要求。

　　前年的今天，我向国务院文化部寄出和送上作品，请求工作。去年的今天，省革委会政治部文化组函知我，要我直接找福州市教育组联系解决。于是我立即先后邮挂二信给市教育组，请求工作，不知何故，杳无音信。今天，通过学习十大文件，学习省革委会工作会议精神，我满怀喜悦的心情，克服困难，筹资前来省委，当面递送申请要求。敬盼着领导上能予以重视，对我落实政策，解决工作出路。我想这不该是过分的要求吧！

　　元旦社论说得好：“要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，进一步落实党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。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和干部，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。”因此我再次请求领导上进一步落实对知识分子给出路政策之时，对我这样一个老艺人，不例外地给予应有的安排。我一定不辜负党和政府对我的教育和帮助，为人民立新功。

1975年8月1日，他再次给福州市有关领导写信，要求落实政策。

　　福州市信访处责任领导钧鉴：

　　听了传达省委九号文件的精神后，我对党、对毛主席无限感激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。使我进一步体会到党的政策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英明、伟大。虽然年届花甲，六十挂零的我，仍不甘落后，愿为党为人民多作贡献。一次又一次地燃起新生的希望。因此，再一次借资赴榕，将满腔的激情倾诉。

　　我是个国画艺人，1966年“文革”时，被福州市鼓楼区美术模型社一些人用大字报轰走，失业在家。1972年我堂兄从新加坡回国观光时，问起我时，因将本人政历及作品和亲笔信寄由外交部转国务院文化部，后接省文化组通知函要我去我市教育局“联系解决”。1974年初我筹借盘费来榕，谁知没有负责，推这却那，我又无经费久留，只好不了了之。今天，从中央到地方都在认真贯彻毛主席“安定团结”指示之际，省委九号文件又一次把党的政策公布，充分说明只有共产党才是最光明磊落，最关怀、最相信人民群众的。因此，我再次请组织上能对我的问题给予落实，给予出路。

　　申请人：沈锡纯

1975.8.1

　　国家积重难返，需要解决的问题太多了。很多人的冤假错案都没有办法解决。面对一次一次的挫折和无望，沈锡纯以极其平静的心情，对待社会的不公正和命运的坎坷。他虽然勇于抗争，可从来没有抱怨，也没有发愁恼怒。

         1975年8月，沈锡纯和夫人李文玉带着最小的一子一女沈斗平、沈华琼，终于返回福州。

　　福州还是那个福州，可没有他们的落脚之地。